罗斯巴德：米塞斯的另一面
米塞斯的另一面
文｜罗斯巴德
在米塞斯硬朗矍铄的古稀之年，我有幸参加他在纽约大学的毕业研讨班，并且常在课后跟他一起去餐厅吃东西。一天晚上，米塞斯照常给我们讲述老维也纳的奇闻轶事，一个学生劝他写一本自传，以图书形式将他的这些印象留住。
“拜托，我还没有老到要写自传的程度。”
那是我唯一一次见到这位绅士反应过激。这个话题就此打住，没有人再敢向米塞斯提及。
所以你可以想见，当我发现米塞斯其实在1940年刚到美国时就写了一本自传时，我的惊讶和喜悦。他将这本自传托付给他深爱的妻子玛吉特，并且瞒着每一个人。三十年后，当玛吉特建议他写一本自传，他答道：“你有我的两个手稿文件夹。那里面是所有人都需要了解的我。”
1973年10月，92岁的米塞斯逝世后，玛吉特想起了文件夹的事。感谢她的努力，现在才有了这本《米塞斯回忆录》的出版。
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那种自传，出自有修养的旧世界的私人珍藏。这是一位知识分子自传，展现了他的思想斗争，以及他思想的诞生历程。这里没有什么顷刻暧昧，也没有任何满足情感偷窥狂的爆料。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壮怀激烈的书。这部回忆录写就于他伟大的欧洲职业生涯的残骸之上。59岁的米塞斯被纳粹和二战赶出欧洲，被迫在陌生的大洋彼岸开始新事业。米塞斯经历了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后续震荡，他曾在欧洲与之斗争了二十年，几乎是孤军奋战。现在他看到无数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难民，被他们本国改头换面的国家主义驱逐，却在美国受到最高的学术追捧，而他本人却仍被美国学术界忽视乃至蔑视。
米塞斯在回忆录中感慨道，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创始人卡尔·门格尔的创造心凋敝，门格尔的大弟子（米塞斯的老师）庞巴维克英年早逝，以及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之死，还有鲁道夫大公的自杀，都是因国家主义不断蚕食个人，导致他们了解并爱戴的古典自由主义完结的绝望所致。
显然，米塞斯不是绝望而放弃的人。尽管经历的逆境远远超过导师，但强悍的米塞斯决定战斗。如米塞斯所写：“当面对不可避免的巨大灾难，人们将会怎样生活？这是一个关乎气节的问题。我还在读中学时，按照惯例，选择了维吉尔的一句诗作为座右铭：不要向邪恶低头，鼓起更大的勇气，继续与之对抗。在战争时期那些最黑暗的时刻，我回想起这句诗。直至现在我也没有失去勇气。我愿意尽一个经济学家所能去做事。我不会倦于述说我所认为正确的事情。“
即使是专门研究米塞斯的学者，仍可从本书获得许多关于其生活和思想的迷人启示。书中有对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如桑巴特毫不留情的批驳。对庞巴维克的内兄冯·维塞尔（被认为奥地利学派领军人物之一）则稍微客气点，但米塞斯最终（我相信这是正确的）还是将维塞尔归为瓦尔拉斯学者而非奥地利学派理论家。令人忍俊不禁的是，米塞斯在奥地利学术界所受的排挤，跟在美国差不多。米塞斯著名的“私人研讨会”，熏陶了许多著名的学生和追随者。这里完全由他自己主持，与维也纳大学他教授的其他课程无关。并且米塞斯从未在他授课的大学领薪水（在欧洲有“私人教师”的传统）。
最令我感佩的，是米塞斯对应用经济学和政治学世界涉入之深。我知道米塞斯的薪水一直是奥地利商会支付的，但我不知道他竟然做了如此多的实证研究，其研究领域从住房问题到到公共债务问题、匈牙利的海关关系问题。尤其引人入胜的是米塞斯的政治作用，以及他能够对压倒性局势所施加的影响——米塞斯几乎单枪匹马地减缓并制止了一战后奥地利货币失控所带来的破坏，而同时期的德国则未能幸免。通过打击廉价信贷政策，米塞斯和一些同事设法延缓通胀性信贷扩张，但没能制止。奥地利银行体系最终崩溃，欧洲银行体系的幸存部分也在1931年崩溃。
有一个极具讽刺意义的故事，来自他的朋友、庞巴维克研讨会的学友奥托·鲍尔。鲍尔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党的领军人物。起先，庞巴维克设法说服鲍尔，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概念站不住脚。在1918～1919年一战余波的混乱中，鲍尔本可轻易将布尔什维主义强加于维也纳，但米塞斯私下多次告诫他，那样势必引发盟军控制粮食供应，导致饥饿和崩溃。鲍尔采纳了米塞斯的建议，却再也没有原谅米塞斯——他认为米塞斯诱导他背叛了“布尔什维克原则”，他们之间再没有说过话。
类似的小插曲和个人感怀决不是《回忆录》的全部内容。书中除了米塞斯的经济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还收录了玛吉特所写的《我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岁月》，这是一个迷人的情侣篇，就像他们浪漫的情人节。朋友和学生们从这本书所了解到的米塞斯，远不止他那长期、杰出、富有创造力的生活。那些未能亲见米塞斯的后辈学者，也可以通过这两本书追思其学术思想和音容笑貌。
除了颂扬路米塞斯非凡的气节和战斗精神，没有更合适的方式来结束这篇评论。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和今天一样），有不少心胸狭窄的人批评米塞斯的坚定和坦诚——你为何不肯稍做一点点原则上的退让！但是请看米塞斯如何平和地看待这样的批评： “有时，人们责备我陈述自己观点的方式过于突兀和强硬。也有些人断言，若是我能表现出多一分妥协精神，我本来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这种批评是没有道理的；如果我可以按照事物向我显现出来的本来面貌把它们呈现出来，我只会变得更加富有效率。今天，当我回顾我在商会的工作，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我的妥协精神，而不是我的强硬态度。”
正是这样的精神，使他能够在职业生涯中成功地掀起两次运动，奥地利的和自由主义的。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伟大精神，他的坚定正直，米塞斯这名字将与自由同辉，为人们所敬仰。
注：本文为著名学者罗斯巴德为《米赛斯回忆录》所作的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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